由此，邵雍重视卦爻象与数和程颐重视卦爻辞，其实也就表征着邵雍重视象数之学与程颐重视义理之学之间的旨趣差别。

赵岐注：性有仁义礼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为正。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是顺受其正。

朱熹曰： 夭寿，命之短长也。（《孟子·告子上》）人丢失善的本性，就是放心——走失、流放了善心。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我们的自由——中华文化给予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信仰，让我们可以不依靠宗教之神的外在的拯救，尽己心，存己心，知己性，养己性，知己天，事己天。我人人性中的善，主要不是认知的（因为很难获得事实上的征验），而是认同的。

程瑶田《论学小记·目次》 其中的物则，即万物的规则、规律。修身以俟之，修养自己的身心，以待天命，这就是立命，立自家之命了。朱子曾自画小像并自赞：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

家族之幸福，即社会国家之幸福。动物亦然，它们一定希望除了快速生长，还希望能够在大自然里自由奔跑，有足够的食物满足口舌之欲，还能自由交配满足性欲本能，并繁衍后代。朱子一生创办寒泉、晦庵、同文、武夷、竹林（沧洲）、考亭等精舍或书院，还复兴白鹿洞书院，讲学五十年。［7］ 朱松精通《春秋》学，对古今成败兴亡了然于心，并常给儿子讲解。

当时幕府书馆往往轻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献边划机谋，多为毁抹。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

朱子编《四书》，排序以《中庸》为归结点或曰极点。（《韦斋集》卷四）朱松还曾抄录黄山谷《食时五观》给二弟，题了三句赞语：知恥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韦斋集》卷一)这三句话也成为朱熹的座右铭，亦可谓家训。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家训是家族训言，是家族里规定、流传的信条，是家族成员行为的指导准则，是形成家风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核，也是家风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知（智），所以知此（五达道）。［6］给子孙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

朱氏家族的思想是什么？无疑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导的儒家思想。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

尊王攘夷之春秋大义、君臣父子之大伦大法，幼年即播于心田。［2］《朱子家政》曰：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降祥，子孙吉昌。

学有师承，文尚体要，更明吏道，甚得民心。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语》《孟》之精微。［4］家训实是这家庭学校最初的课文，是中国人人生幸福的奠基石。他所听断，发擿隐伏，人以为神，而卒亦归于仁恕。朱子教学风格，黄榦描述： 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

至于燕游馈送之费，又皆一切屏绝。［32］ 康德认为，福德一致，至善是幸福的条件，德行，作为配得幸福的资格，是我们一切谋求幸福的至上条件。

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以比‘北方之强，是所谓不及乎强者，未得为理义之强，何为‘君子居之？曰：虽未是理义之强，然近理也。

就是说，南方之强不及，北方之强又过，孔子试图教子路行中国之强。李光地《榕村四书说》这样解说：和而不流，处俗而不自失也。

四个‘强哉矫见君子以自强不息能中庸者，正是此等人。上彊下?，籒文强，从?从彊。如此之强，岂贤知者之所能过，故曰︰过犹不及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

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阳舒散而阴收敛，舒散便和柔，收敛便刚劲，此盖大约言风气之偏，则风俗随异。

吕大临又把四强与其他经典进行印证云：‘柔而立，宽而栗，故能‘和而不流。《朱子语类》还说：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强。

不及者勉强至中颇易，过者矫揉至中尤难。郑玄、孔颖达都没有具体说明南方、北方指哪里，是大致说明南方人、北方人由于地理环境、阴阳之气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个性气质、精神状态，分别对应君子、强者两种人格。

凡人和而无节,则必至于流;中立而无依,则必至于倚;国有道而富贵,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国无道而贫贱,或不能久处乎穷约。这三处言强与北方之强、南方之强都不同，都是对中庸之强的进一步补充完善。水无火，则无既济之功。为北方，过乎强，只是强者而已。

吕大临《礼记解》曰：塞，未达也。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出自《周易·大过卦·象传》，泽灭木是大过，君子或者独立自主，没有忧惧。

罗祖基先生也曾经认为，南方之强是指正在形成中的道家，北方之强则是即将诞生的墨家徒众行为特点，而孔子则以中庸之强介于南北之中，从而具有强中之强的特点，故从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亦异，并以强哉矫为赞。[5]由于地理环境不同，生存空间和生存压力不同，生活于其中的人个性气质不同，体现出来的强也自然不同。

比较起来中和之音可对应于中庸之强，南方之音可对应于南方之强，北方之音可对应于北方之强。这样的人有时似乎并不强大，甚至有点孤立，但因为他心里有中庸之道，就有中庸之行，就不会偏激偏颇，就有定海神针，生命就有定力。